第754章 “爆种”(上) 正式踏入国内第一大生猪育种场,就看到门后有几辆绿的电动观光车和几个人在等候。 这样的电动观光车在嘉谷系各大基地都是常备通工具,毕竟,在占地动辄万亩计的大型基地里,要是用脚闲逛,怕是一个小时都走不到目的地。 “齐董,李总,你们前来考察。”嘉谷生猪育种工程副总工程师傅大维打招呼道。 嘉谷生猪育种工程的总工程师当然是陈建章,但因为他还要兼顾嘉谷实验室的管理,所以常驻育种场的是副总工,而这种时候他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向导。 “辛苦你们了,我过来,更多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困难的。”齐政拍拍他的肩膀道。 以傅大维为首的生猪育种团队,是嘉谷农牧中待遇最好的一批人,毫不夸张说,随便拉一个人出来,至少是硕士出身。 就是这么一批人,在非瘟来袭后,自动自觉将外出频率降至最低,基本将“深居简出”做到了极致。 为的,就是尽可能降低非瘟病毒的威胁。 要说起来,非瘟病毒没有腿,把它的传播途径切断,树一道“墙”,这个病毒是翻不过去的,它瞅着里面的猪也没办法。更何况这个种猪场的选址很安全,三面环山,不,除了一条公路,几乎称得上是四面环山,非常便于疫病防控。 但作为与珍贵的种猪们接触较多的人员,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更加苛刻。 虽然种猪场里的生活设施很完善,但长时间被“困”在一个基地里,总归少了点自由。 这不是公司和实验室硬要求的,而是育种团队自发的结果,殊为难得。支撑他们付出这么大的,绝不是什么丰厚待遇,而更多是对育种工作的热。 之前说过了,育种工作就是不断重复使后代生产能优于他们的父母代的过程。 看上去很简单,选择出能比父母好的个体不就可以了?不过,真要这么简单,嘉谷还用请一堆硕士博士来做这项工作?齐政钱多没地方花了吗? 就算没学过生物学都知道,状的遗传并不是100%的从父母传递到子女的,那么优秀的个体到底能遗传多少比率的遗传信息给后代呢?怎样有选择的影响或控制这个过程呢?这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数据支撑。 傅大维们的工作,大多数时候就是在猪场里收集各种基础数据,数据有些是直观的,可以直接采集;有些数据,需要他们反复进行测定(生长速度? 质能等)。这是最枯燥的部分,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,没有准确的基础数据的支持? 育种工作就是无之木。 ——譬如全球最大的种猪改良公司pic,最大的财富就是其拥有的全球最大的猪育种数据库? 包括超过2000万头猪的谱系信息,27个世代的完整系谱? 900多万头猪的能测定记录? 涉及的状多达45个,常规应用的分子标记超200个? 另有大量的候选分子标记在测试和检验之中…… 只有采集到了足够的数据? 他们才能“做媒人”——做遗传评估选出哪些猪有资格作为种猪留种? 以及决定母猪可以和哪头公猪配,以实现“一代更比一代强”的目标。 出来工作的人都知道,社会上有两种工作大家都不喜做,一种是需要收集大量准确数据的? 另一种是长久不见成效的,而育种工作偏偏集合了这两种特。所以? 现在知道为什么生猪育种是国内养猪业最落后的一环了吧? 也难怪在某个挂眼中,傅大维他们的工作,是稳定下限的基础;基础夯实了,他点开的金手指才能拔高上限。 傅大维听了齐政的话后笑眯眯。 虽然研究狗其实都这样? 闭关研究的时候“与世隔绝”也没啥稀奇的,但大老板能看在眼里,总比看不到要好吧。 起码,争取经费和福利的时候,也能更加理直气壮不是?没看研究团队老大陈建章都在眼神闪烁吗?没准又在打着“抢”福利的主意了。 心里暗乐归暗乐,傅大维没忘介绍身边的陌生人:“这位是国家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秉文,他同时也是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专家,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……” 齐政主动伸出手:“谢您前来指导工作。” 王秉文与齐政握了握手,忙不迭摇头道:“说指导实在不敢当,我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,还要谢嘉谷提供的机会。” 所谓“联合育种”,就是在一定范围(地区、省、全国)内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能测定联合(跨场)遗传评估,将优良遗传资源(种畜)共享。 说白了,就是让大家联合起来,有啥好种猪出啥好种猪,扩大育种群规模,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。 为此,在原长白猪、大白猪、杜洛克猪三个品种协作组的基础上,整合成立了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,至今已经快十年了。 “可惜,这么多年来,联合育种并不成功。”寒暄后坐上观光车,王秉文与齐政坐在同一排,毫不讳言道。 尽管他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,但他毫不掩饰对于联合育种的不乐观态度。 齐政和前排的李东亮对视一眼,目光里尽是了然。 全国联合育种的想法是很好的:把全国各个猪场核心种猪场联合到一起,那么万里挑一选育的效果肯定优于千里挑一或百里挑一的效果,生产能整体就提高很快——国内拥有国家级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,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型猪种,几十年来各地也培育了不少杂配套系。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,为我国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从理论上讲,只要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,我们就应该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种猪。 然而,这里面有个很大的漏——它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开展工作,所有的工具、标准都统一,所有动作整齐划一。 事实却是,不同参与者的育种目标与方向就很难达成一致,中国这么大的区域,市场需求不一样,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一样,相互之间竞争还异常烈,那育种目标怎么可能一样? 别的不说,嘉谷农牧原本也是联合育种的重磅“选手”,但是,除了嘉谷系育种场之间有充分的遗传,与其他育种场之间的遗传关联本无法建立。大家都存在利益上的竞争关系,谁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?就算愿意拿出来,这些企业提供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。 当然,这样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,嘉谷系育种工作在全国生猪育种工作中“一骑绝尘”。 王秉文对此深有触。 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刚成立的时候,嘉谷农牧只是一家不太起眼的养殖企业,甚至连争取参与联合育种的资格都很勉强。 但近十年过去了,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全国生猪育种体系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,“自起炉灶”的嘉谷系生猪育种体系却大踏步前行,因为在环境、水平、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,联合育种反而变成了拖后腿的存在。 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养猪业无疑是一场洗礼,同时更揭示了嘉谷系养猪体系与国内同行那被渐拉将远的差距。 横向来看,“营养”、“生物安全”和“育种技术”是猪育种的三驾马车,其中营养技术是最容易解决的,也是很容易“拿来主义”的——国内养猪业发展最早的方向就是饲料,因为饲料工业化最容易,诸如新希望、大北农为其中代表企业。 在这一点上,差距应该不算大。起码嘉谷养猪体系的猪饲料配方不见得比市面上更有优势。 而非瘟爆发后,生物安全成为了养猪业亟待解决的问题,也就是克服非洲猪瘟等疫病的影响。 在这点上,差距立现——国内养猪行业过去过度依赖疫苗,而不重视生物安全。新发疫情无疫苗可用之际,尤其需要通过建立多道屏障来进行隔离预防的时候,就手忙脚、人心惶惶了。而嘉谷养猪体系在兽医防疫上把很大一部分力放在疫病进化管控上,而不是依赖打疫苗,人家就能最早稳定下来。 如果现在不是严阵以防非瘟,所有嘉谷系养猪场拒绝外来人员进入,申请参观学习的同行怕是早就蜂拥而至了。 最后是科技含量最高的育种技术,这一点现在还不显;但及至非瘟疫情中后期,王秉文相信差距会被彻底凸显。 无论是养殖本地猪,还是进口猪,都得避免近亲配,需要引入新鲜血,以改良种群的遗传状。这是一个生物学常识。 引进新鲜血,一种方法是本土育种,一种方法是进口。但前者周期长、投入多、见效慢,远不如直接进口来得方便。 现在来看,能完全摆对进口猪种的依赖,执行自己的独立育种方案的养猪企业,应该只有嘉谷农牧和温氏。而前者又比后者强得多——国际上行丹系、加系、美系等国外猪种,却没有听说过“中系”;但在国内,开始有了一个“嘉系”猪种的叫法,足以说明了一切。 所以,王秉文不是在谦让,他是真的抱着研究学习之心过来的。 齐政半好奇半开玩笑道:“那你找到我们嘉谷育种的秘诀不?” 没想到他还真的点头了:“有点发现。” “从嘉谷农牧与联合育种各自的经验看,育种工作需要一个相对稳定且庞大的体系支持,才能有进展。”王秉文停顿了一下,继续道:“另外,一个只养几百头猪的企业来做育种,是没有意义的。只有养猪产业工业化、集约化之后,育种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方能显现。在此之前,养猪企业大都在跑马圈地,力图把规模、产能做上去。所以也不能总是抱怨行业从国外引种,而不重视育种研究。” “嘉谷农牧也是这样,尽管很早就在育种上开始了布局,但也是在规模大了之后,才有种猪繁育的兴盛,原因在于嘉谷体系对育种的需求完全上来了。而嘉谷超大规模的生猪群,也为挑选种猪提供了庞大的资源,包括数据资源、选种资源等……” 王秉文了一口气,总结道:“我悉的一位国外非瘟防控专家说过,归到底,非瘟防控就是钱的问题。这话用在育种上同样适用,育种就像赶火车,在不停地挖掘基因的潜力。如果你一直坚持选种,那么随着火车会一直往前走,可以实现量变到质变。嘉谷舍得投入,最先‘爆种’也就正常了。” 齐政等人都不笑了起来。 王秉文这话很有点“氪金就能变强”的道理。 虽然从结果倒推来判断过程,就像是成功人士的心灵汤,总是容易忽视各种变量,但齐政还是喜闻乐见的。 在育种方面的超大规模投入,换来育种的加速,总比“其实我是通过开挂来潜移默化地改变嘉谷猪的基因”来得信服吧! 而且,嘉谷在育种上确实投入不菲啊。 庞大的猪群,庞大的研究团队,庞大的核心育种场……哪一样,少得了大笔的资金投入? 单从经济角度来讲,嘉谷农牧的育种肯定是赔钱的。 但是,育种工作对商品猪得作用呈现一个放大的作用——基本上500多的原种猪可以影响100万的商品猪。 还有安全——嘉谷体系一贯的,要么不做,要做就不能让咽喉被别人扼住了。 齐政笑罢,转身对陈建章和傅大维两人竖起大拇指道:“别的不说,王会长对我们生猪育种的信心,足以证明了我投的钱花到位了,你们这‘媒人’做得不赖。” “有奖金不?”陈建章笑着“趁火打劫”。 齐政一摆手,豪道:“今年猪价格估计不会低,嗯,可以多给你们发几斤猪。” “……” 第755章 “爆种”(下) 一路“走马观花”,很快就到了种猪场核心区的猪舍。 整个猪舍内部很大一部分设施主体是木结构,而不是国内养猪场常见的以钢结构为主。这是嘉谷养猪场生猪高密度饲养最佳解决方案的其中一点表现——提供趋自然而稳定的生存环境,包括但不限于新鲜空气、四季恒温以及安静的氛围…… 但陆续参观了两个单元的公猪站后,给众人最深刻的不是环境,而是公猪们的“体型”。 “种公猪的要求可高了,别的不说,这个……”育种工程副总工傅大维指指自己的裆,又用手圈了个圈,道:“三斤多重的见过吗?” “真的假的。”在场的男人只觉裆一沉。 对于一个大型育种场来说,种公猪是很重要的。为了避免群体逐渐变为同一头公猪的后代,一般要求种猪拥有的血缘越多越好。 这个种猪场内,因此拥有嘉谷农牧最庞大的种公猪群,达到1500多头。 刚刚看的成年公猪中,“蛋蛋”的直径看上去至少有十二三公分,虽然啧啧称奇,倒也不算稀奇。但一换算成数量,两三公斤重的蛋蛋,那真的是…… 身为非畜牧学专业出身的男人表达了一言难尽的……总之,肯定不能用羡慕来形容的心情。毕竟,再追求“强悍”的男人,大裆好做,力也不足以支撑几斤重的蛋蛋。 开了几句玩笑,傅大维才介绍育种场的核心种猪群:“嘉谷系养猪场现在的主要商品猪品种,是‘杜长太’,即以长白公猪与太湖母猪杂的第一代母猪为母本,以杜洛克公猪为父本开展的三元杂品种……” 育种真不是纸上谈兵,而是实实在在给企业、给社会在创造价值。归结底,猪育种工作无非是两个目标:如何降低生产成本、如何提高的品质。 嘉谷农牧针对于大众市场改良的“杜长太”品种,更多是围绕第一个目标。 如何降低成本? 让猪生的多,让猪长的快,从而来降低养殖场的分摊成本和生产费用。 解决生得多的问题,体现在繁殖能上——总产仔数、产活仔数、健仔数、断仔猪数;解决长得快的问题,则是体现在生长能上——初生重、断重、生长速度、料比。 最理想的品种当然是让猪生的多、长的快、质好,可惜没有一种猪同时拥有这三种特点。现代育种的手段,就是让拥有不同特质的猪种杂,得到糅合了三个特点的商品猪。 消费者从市场上购得的猪,基本上都属于三元杂猪(三元即三个品种)。这就是三元猪是商品猪主的原因。 理论上来讲,参与杂的品种越多,获得的杂种优势越大——行业最强的pic公司就采用四元、五元的杂生产体系。 问题在于,参与杂的品种越多,生产管理的难度就越大,基因特征稳固下来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。 所以,嘉谷在高端猪育种中也开始采用四元的杂育种体系,但普通商品猪还是采用最主的三元杂。 嘉谷引进的长白猪原种群、杜洛克猪原种群,经过持续的选育,具有无以伦比的“大猪、快猪”风格;而本土的太湖猪品种,是世界上猪种中繁殖力最强,产仔数量最多的优良品种,许多国家都引入太湖猪与其本国猪种进行杂,以提高其本国猪种的繁殖力,坐拥地利的嘉谷农牧自然不甘示弱。 “我们的杜长太核心母猪群的psy目前已达到32头……” 这次轮到王秉文想问了,真的假的。 psy,也即母猪年提供断仔猪头数,是衡量繁殖能的核心数据之一。 与国内平均的17头对比是没有意义的,只拿养猪巨头们的表现对比。就温氏这些大企业,psy也不过是在22-26头左右。 当psy上升到30以上,已经是朝着传说中的丹麦养猪水平看齐了。sONgyUaNRc.Com |